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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专访了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刘春彦、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个人信息保护中心副主任蒋琳、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奕奕、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良。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加强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利保护的趋势日益加强，我国也加快了修订有关条例规范与相关立法的步伐，最终这将有助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良性规范与有序发展。 受访专家多数认同，用户享受了大数据带来的便利，但这并不应是简单的“用隐私换便利”。尤其是对于某些所谓的“大数据杀熟”、“贩卖用户隐私数据”等现象，有关部门更应加以规范引导，并适时修订、制定“严刑峻法”予以制裁。 治理范围最广 措施最严厉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发布公告，决定2019年全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蒋琳：本次专项治理可以称作是针对这一问题涉及范围最广、措施最严厉的专项行动。“范围最广”表现在，不仅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一次严格的检查与治理，此前在这一问题上较为重视、表现相对较好的头部互联网企业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此次专项公告中提及的“大众化应用基本业务功能及必要信息规范”这一文件，就是在处理违法违规企业基础上，再上升一个阶层，对于此前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作出明确规范，无论多大体量的企业，在业务上都需要做较大调整。所谓“措施最严厉”表现在，对企业来说，一旦被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就可能被吊销执照，给企业以极大震慑，而国家多个职能部门的介入，意味着监管力度加大。 此次专项治理，主要是针对个人信息收集与使用环节存在的问题。更确切地说，相关治理行动会对行业中极不规范的合规尾部商家产生更大的影响，很多对此还不重视的企业可能会被处罚甚至退出市场，但是否将出现“行业洗牌”仍需观察。 刘春彦：本次专项治理，更需要从法律层面进行基础制度的调整。例如，由于个人维权成本高，应当由政府采取行政执法的方式，对侵害自然人信息的情况进行处罚，而且应该是高额的处罚，以增加其违法成本。当然对于违法者进行处罚，先需要修改两个法律，一是《行政处罚法》，应把侵害自然人信息的行为纳入《行政处罚法》调整范围；二是在其他法律中把侵害自然人信息的行为纳入相应法规的调整范围，比如《网络安全法》。具体而言，可以按照营业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赔偿，建议是营业额的5%~10%。 再者，不妨单独制定《自然人信息保护法》，对侵害自然人信息等行为加以行政处罚，将侵害自然人信息的行为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实行惩罚性赔偿，比如说在《食品安全法》上就规定了国内最高十倍的赔偿。 王良：本次针对App的专项治理，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利保护、加强企业安全责任的大趋势下发起的，回应了社会对隐私和信息监管的担忧，有助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规范与有序发展。为此，App运营者需要从技术架构、产品与服务等方面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调整企业的隐私政策。这些改变无疑会使App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的难度增大，处理数据的成本增加，会给基于数据分析的业务带来“洗牌”。同时，手机生产厂商也应主动履行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义务，加强对手机硬件供应商的安全管理，淘汰不合规的供应商，从供应链环节控制数据泄露风险。 朱奕奕：此次监管力度加大，不仅会进一步规范国内大数据企业获取个人数据信息的来源和渠道，而且会逐步规范其运作方式，督促企业更注重并完善信息保护工作。该专项治理加大了对App运营企业的约束，企业应当在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下收集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个人信息。此外，个人信息的保护离不开手机硬件的加固升级，比如手机硬件厂商在研发过程中要注意对App安全性进行验证，实现设备的安全管理等。 大数据“杀熟” 不可不防 证券时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数据背后，或涉及互联网企业的核心商业逻辑，如精准营销、业务拓展转型、大数据产业链等。相关链条中包含哪些既得利益者？ 刘春彦：如果说手机用户也是“得益者”，那应先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手机用户同意商家获取相关个人信息，这必须建立在“自愿”前提下。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用户为了消费方便，被迫而不是自愿地被收集信息。商家这种做法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同时，商家采取“点击进入下一步”的做法与用户签订电子合同，同样违反了《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在民事纠纷中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商家的解释。但需要注意，这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能使用。由于维权成本高，手机用户多数是不会采取这种方式的。 |
